看《北京好人》，我出于习惯先从宣传手册上了解了一下梗概。从梗概上我无非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女主角沈黛作为一个热切地施善的社会底层纯良女子时，被穷人利用，被情人利用。然而当她变为一个无原则奸商时，结果完全不同，成了她玩转社会。这无非是将理想主义与反原则实用主义的社会实践结果摆在观众面前，让他们进行选择。”毫无疑问根据梗概的叙述剧中实用主义的处境要优越太多，对于在生活中早就不得不膜拜实用主义的观众而言好像只能起到负面安慰。当时我因此对该剧的最初印象是也许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存在问题。

然而看完整部《北京好人》，面对一无所有的沈黛无法留住三位有始无终的神仙离去的身影，对着观众似乎质问似乎求救的“谁能帮帮我！”那一刻，我对这部戏究竟想要把握住什么主题感到非常困惑，从情感上更是愤怒又无法接受的。

洗头妹沈黛是毫无疑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有初中学历却向往“吹到河岸上的春风”，执着地坚持一份早已看穿的爱情，面对利用与欺诈毫不自卫。但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她是一个天真但是不愚昧，为了生存整天接触社会最阴暗部分的女性，从这一点上来讲她的理想主义更为可贵，在走投无路变身隋大也并不突兀。沈黛变成隋大的过程极具戏剧意味，杂货铺被文明洗劫，爱情被赤裸裸欺骗，群氓面对她的忍耐退让就像杀鸡的嗜血屠夫，甚至都不考虑宰了她就永远没有鸡蛋的问题。在一步步被逼绝境的情况下她不得不释放压抑着的愤怒利用隋大这个替身进行反抗，这种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反抗在她必须保护自己腹中胎儿的情况下十分合理的产生卖假烟，压榨工人等类似皮球触底反弹的剧烈效果。可是即使这样，沈黛在利用隋大这个替身采取实用主义进行反抗的时候，本身也是犹豫不绝内心煎熬，这是因为她始终是善良的，她的确为了实用主义反了不少道德，但她直到剧终所作所为在她心理定势中都是为了善。就算她在扮作隋大的过程中，从其细微表情流露（女演员在处理得相当完美）观众都能直到她一直对那个负心汉于标充满幻想，她对他的付出是无保留也不求回报的，这是为什么她会不能接受负心汉出国前“让她留守”的冷酷无情而至于绝望。当她悲痛到达崩溃边缘，沈黛在舞台剧终审判前也就消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负心汉用耸人的声调出于私利质问隋大时透露给观众的 “我怎么可能分辨不出她的哭声？”以示她装扮隋大时的无助。她的善是她反抗过程的真正戏剧动作，也就使她的反抗脆弱而痛苦，最终她对观众的求助也就意味着创作者给她整个反抗下了无效的定义。

如果仅仅让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碰壁，甚至毁灭我虽不认同但是还可以试图理解。 当创作者让一个已经放弃不少原则转而采用实用主义捍卫自己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彻底失败，就因为她还保留了善，并且坚持宣扬善的理想。非但如此，创作者还把角色设置为一个由仇视社会都不过分但选择积极乐观的受过摧残的洗头妹。在我看来他把这样一个人毁掉就等于否定善在社会上的生存性，那他所提出的“谁能帮帮我！”到底是希望带给观众什么，无论我如何思考，我都只能停留在认为他消极且不负责的层面上。

于是我后来在集体交流后找到了适才回答观众问题创作者史航先生。当史先生听到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让沈黛一无所有，重新定位大学生于标，至少给他留有得知妻子怀孕可以悔悟与妻子站在一起的性格余地，你给她一份爱情，至少整出戏在黑暗中还有依稀光亮，只要给她一份爱情一份支持，你的戏再悲惨也有积极的意义。他的回答很自信：“难道你指望于标这样的陈世美幡然醒悟吗？你要知道，如果沈林老师选择一个温情尚存的结局…是一种逃避，是不负责。也不是布莱希特会给的权利。”我追问他难道你不清楚你的沈黛被你彻底毁掉，就等于失去了带给观众感动的机会，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可能？他说：“我让观众感动了，给他们一个他们满意的结局。他们就会回避。但如果我把问题抛给他们，他们至少会愤怒。”我又问他现在观众所处的社会的其实麻木性很强，他们本身就对丑恶并不陌生，甚至更相信丑恶。对于失去信仰缺乏原则的社会，愤怒并不是好东西。他告诉我：“什么样的观众出剧场还是那个样子。戏剧不该向宗教那样教化观众，但要求他们直面事物原本面貌，从而面对自己，拷问自己。”这番耐心解释使我开始对他产生认同。他进一步告诉我，他把一个水瓶砸烂，水四处流泻，那就让观众看见这种无序性。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强硬用艺术手段使观众看见它流成一条次序井然的水流。这是布莱希特对他的影响。他语重心长的建议我不要养成让观众绝望他们就觉得完蛋了的思维模式，就让他们愤怒，让他们彻底绝望以后他们会看清跟多，最后留下的空间哪怕再小不要去担心，只要这空间可以生存下来，它便会以你想不到的方式反弹。

我想史航先生对我的问题回答的部分是他对戏剧的基本看法。特别是“让他们彻底绝望，留下的才有意义。”应该是最为特色的观点。同时，理解这句话并不难，但是如果能在戏剧作品中实践它，做到它，便是值得致敬的。

沈黛是《北京好人》创作者们创造出的戏剧生命。当创作者们让沈黛一脸幸福的宣布自己要使诸如”有一天，穷人的孩子免费入校“时他们难道会不爱上这个天真善良的女孩吗？他们选择让这个早已对受伤结疤习以为常的女孩一步一步走向绝境时，他们不感到痛吗？一群戏剧家在处理一个他们所创造的戏剧生命时选择坚持艺术信仰还是坚持情感倾向时，无论做出那一种选择都是最严酷的折磨，任何一种选择都值得股掌。

（文：学生记者 王是栋  图：佳奇、学生记者 杨立原   编辑：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