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由舒伯特创作的四重奏《死神与少女》在维也纳首演，台下的听众如痴如醉。1990年，同样的音符流淌在智利戏剧家阿里埃尔·多尔夫曼的耳畔，凝聚成一部伟大的戏剧。2014年，在同话剧社的舞台上，我们将重现当年的震撼与感动。
受难使人完整。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成年的病态源自于儿时的刺激。”如果把“儿时”改成“过往”，不仅对于影片主人公包丽娜 ，还是波兰斯基自己，都是一种致命的贴合。。三个主要演员在演说式的谈论与现实主义之间走了一条完美的路线，给杰出的剧本完美得增加了调味品。
一场灵魂的告白，一场迟来的宣判，正义和邪恶的天平倾斜向哪端？这场延续了百年的的“审判”开始了。
四把提琴奏出的舒伯特的《死神和处女》拉开了话剧的序幕，音乐张力十足，张力背后是一股压抑不住的暗流。少女本是纯洁和美丽的化身，而死亡则是令人恐怖不寒而栗却又没有人能够跨越的。因而这段音乐中才既有和谐优美的旋律，又有引弦待发的巨大的不安情绪混合其中，这种矛盾的感觉正构成了全剧的基调，貌似平静祥和，内里的冰冷压抑却如即将喷涌而出的熔岩，只待大地撕开一条裂缝，就冲出地面将平静淹没。
封闭空间，三个人，一间屋，一个晚上，血脉喷张。包含悬疑，伦理，政治，情色，暴力。严格遵守了戏剧“三一律”，整个故事发生在不到24小时中，冲突，矛盾，咆哮，歇斯底里几乎没有停止过。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暴力美学的创造，跌宕着严肃喜剧的现代共鸣，上演着没有硝烟的残酷较量。
剧中，女主角包丽娜十几年前为保护自己的丈夫格拉尔多逃避法西斯分子的追捕，被法西斯分子米兰达大夫在《死亡与少女》乐曲的伴奏下折磨和强暴。十几年过去了，包丽娜一直生活在这个残酷的阴影中，一直生活在扭曲、病态的精神世界里，格拉尔多则受到刚刚上台的民选总统的任命，负责调查这个国家十几年中发生的恐怖迫害事件，将肩负重新恢复民主与法制的历史使命。恰在这一夜晚，他们的家里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包丽娜立刻认出他就是米兰达。权利的产生与转移，道德的脆弱与崩坏，痛苦的压抑与爆发，审判与原谅，死亡与处女，在一瞬间似化合药物的爆炸一般愈演愈烈，像沸腾的海水溢满每个人的胸口，压得人喘不过气儿来。在谜底揭开之时，审判凌迟之际，最后关头包丽娜给了米兰达生的机会，不知道仇恨能否真的化解，也许仇恨并不能真正化解，悲痛也不能忘记，她根本要求的也并不是一条人命，而是她歇斯底里时反复呼号的：“他要向我认罪！”可她知道在独裁统治下，暴力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更是一种全民的颠狂舞蹈。女主角想要做的，或许也是作者波兰斯基想要做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正如图图大主教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超凡能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是诸如你我的普通人，很可能他就是那个热情温厚的邻居，他会在雨夜载回你需要帮助的丈夫。那种邪恶的平凡表象就一直活动在你我的视线之内，在波澜不惊的水面下它正变成一个按键，一个充满毁灭力的按键——看起来温润谦和的人，他彬彬有礼，衣冠楚楚，戴着雪白的绸布手套，轻轻按下，于是无可逆转的生命一瞬间烟消云散了，然后他回过头来对着你我还是和蔼的微笑、绅士的颔首。只是让米兰达认识到自己的邪恶，也许当每一个曾经犯下暴行之罪，罄竹难书的人都能正视自己的以往。能低眉忏悔，及时放手，岁月凶险，欲望无邪，勿忘心安。
女主角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 她自事件发生后做的所有事、所有感觉、所有盼望都与那过去的事情有关，例如与丈夫重遇、与陌生人接触等行为，这是她自那事后在心中种下的种子，就象是我们 常说的「阴影」，支配着她，即便在审判中她让医生赎罪剖白后，本以为可以放下，但她仍质疑问道，我可以忘记吗？她一直都「活在过去」。丈夫是一个「活在未 来」的人，他做事的出发点、目的、取舍，都为了确保他憧憬及努力已久的「未来」出现，他可以放弃道德标准、原则而迎合妻子，为的就是不能让「医生死」这意外发生而影响他的「未来」。医生是「活在现在」的，从他做过的事反映出，如剖白时说案发当时他像变成一头野兽，享受可以控制别人的快感和权力，那是他享受当下而造成的结果。在审判中他也因着要保存当下的性命，而做任何他可以做的事情以得到释放，即便有关清白、人格等问题。这三种人我们都一定遇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有看到他们为自己带来的影响吗？我们自己呢，又是哪一种人？我们有自觉和改变的能力吗？
人性本恶，早在戈尔丁的小说《蝇王》当中就已经揭示了在非常时期人性的丑恶，而现在米兰达的一番话更加证明了在邪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渴望暴力和堕落，什么职业道德，什么纲理伦常，统统要让位给邪恶的暴涨的欲望。另一个生命，完全地、毫无反抗地掌握在你手里，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在她身上做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法律会制裁你，没有任何一个道德会约束你，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指责你。这样的“情境”、这样的“规则”对人的诱惑力是可怕的。正如米兰达变态畸形的信条---所需要的就是充分施展你的想象，然后立刻把这想象付诸实践！这种权力让我满足！这种权力让我兴奋！这种权力让我疯狂！”而极权制度，更是暴力滋生的温床。关于极权制度国家的白色恐怖，奥威尔在《1984》中已经给我们作了详尽的论述，然而1984的预言却一再的被重复。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文革、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等，我们只能为人类的愚蠢和贪欲悲哀。而那些极权国家，又和纳粹时期的德国有什么分别，都是一党专政，没有言论自由，镇压民主运动，秘密警察，告密者……作为一个艺术家，波兰斯基对波兰曾经发生过的残暴深恶痛绝，所以才有了这个故事。波兰斯基将故事背景放在南美国家肯定是无奈之举，所以他才将整个故事局限于一间小屋和一个夜晚，让这个故事更有代表性，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曾经有过或现在还在独裁统治的国家里。
这就是我理解的“法西斯威胁”，作为一种反人类的抽象意识形态，它不是米兰达大夫，也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但它的确存在着。暗暗的身影、冷冷的目光，它像幽灵一样地陪伴着我们，隐藏在社会的某个角落，缩蜷在不知是谁的心里，它一直没有停止寻找登堂入室的时机。也许这个戏在演出结束时会让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被审视、被拷问的不安全感：你并非只是个旁观者，你并非与此全然无关，“法西斯威胁”离你并不遥远，它很可能就在你的身边，而且很可能就在你自己的内心，就在你的灵魂之中……
从历史伤痛切入，生命不能承受之罪，难以忘怀之疼。徘徊在公正审判与施行报复的矛盾之间，对过往的恩怨纠缠与追寻公正的路途，以及面对仇恨和宽恕之间互相对峙的人性难题提出极大拷问。《死亡与少女》乐章的运用诗意又残忍地象征了剧中的黑暗历史。这是一部深刻探讨心理的交锋戏剧。表面上是冤家仇人地你死我活的斗争，深层反映了人对自身心理完整性、健康的追求与沉思。个体一旦在团体中扮演了“分工的角色”，便容易将道德责任推卸给团体中的他人，通俗一点说就是“躲在集体中是最安全的”。罪恶体制的运行需要混淆视听，造成无罪的假象，欺瞒是罪恶的症兆和祸源，因为一旦撒谎，就需要再撒千百个谎来自圆其说。
从广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反战的影片，尽管没有火光纷飞的战场，但是我们仍能从包丽娜身上看到战争、政治斗争、革命的惨烈，尤其是具体到个人身上，一场战争可能是一个人一生的梦魇。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选错了出口，怎能让泪继停流。玩笑过半，泛滥无休。
个人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们还不能原谅他？时间就是一场漫长的官司，难道谁能逃过它的判决？“痛苦不少但希望更多”，波兰斯基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但一定要原谅。（文：许蔓霖 图：周元 编辑：榕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