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失业的男人，两个人岌岌可危的家庭。
男人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当他们失去工作，这个打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男人们的自尊心这时候成了继续前进的负担，那些可笑的骄傲让他们不甘于做一些卑微的职业，同时又对和自己曾经的部下沦落到相同的地步感到羞耻。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德利勒被电视节目的录制组看中，作为失业人群的表，他的妻子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个获得关注的机会，只要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就可以重新找到一份好工作，使家庭重新迈入正轨。然而德利勒却并不这样想，比起通过别人的同情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还不如不要。自己上电视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失业人群的代表人物，这样的定义让他觉得羞耻，这是失败者的象征。因此整个男人的身上都透露出一种落魄衰败的气息，并且十分易怒，这些都是事业留在身上的伤痕，那些伤痕还没有痊愈。
电视节目是一个媒介的载体，它寻找信息，传播信息。在信息飞速发展的现在，他们甚至可以是社会风向的引领者，因为他们拥有大面积的受众，可以制造舆论的导向。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上电视，因为这样就有机会让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这样的一个传播机器的运行是可怕的，他需要有人去不断挖掘新的消息，以此来符合大众胃口的爆点。这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过程，有时甚至会扭曲事实。同样有收获就必须有付出，如果想要获得别人的关注，那就要冒着出卖自己灵魂的风险。另一个失业的家庭布拉旭和他的夫人就似乎非常懂得其中的规则，极力配合各种拍摄要求，并且精心准备台词。
在这样两个候选的家庭中，节目拍摄者产生分歧，最后她们在隐瞒对方的情况下，继续自己的拍摄。拍摄的过程就是挖掘秘密的过程，在交谈中语言和语言之间是最诚实的，如果有一句话没有跟上逻辑的链条，或者语气异样，很快就能被识别出来。在第一个家庭中德利勒的反复和喜怒无常，让观众们感觉到了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德利勒夫妇有一个花天酒地的儿子，经常会因为品行不端被请进警局，但是却有一些艺术天分。他在酒吧里和一个女人邂逅，并且上了床，但是那个女人这样做的目的却只是为了从他口中套取家中的情况，可以让她掌握更多的新闻资料。最后竟然发现，原来他并不是父亲亲生的，而是和他曾经的部下布拉旭生的，也就是另一位之前接受电视采访的男人。因此他才会在得知节目组预备另一人选时如此暴躁，那是家里每一个人的阴影。
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当上层最终决定将布拉旭使定为最后的拍摄对象时，却发现他被杀了。因此只能采访德利勒。同时警方也对此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警官也发现了他家中的秘密并在女记者的诱导下判断是德利勒所为。然而就在法官费利波要去抓他的时候，电视节目的拍摄者前来阻拦，因为如果他要了这两天要的录影，并且节目将会播放给全国观众看，这样就会对节目产生不好的影响。而法官费利波又没有确凿的证据，怕这样贸然抓人会影响声誉。就在案情僵持之时，德利勒的儿子拿着枪冲进警局，说是他杀的人，女记者吓住了，她没想到自己心爱的男人会做这种事，她本是想靠这个新闻让自己名声大噪，然后两个人好好生活的。法官也陷入了两难。
最后这个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却留下一连串对于人性的反思，每一个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努力向上爬的人多少都会被一些眼前的利益蒙蔽双眼，不论是这场战争中的新人还是老人，谁也不敢说自己比谁因为多一点经验就更厉害一点，他们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只为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而不论过程的扭曲和畸形。就在这样交错纠结的几段关系中，两对夫妇、一对婚外情、一对父子、一对情人、一对职场上的竞争对手、一对初出茅庐的奋斗法官和记者，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欲望和目的，并且坚定不移的前进着，却不知道，生活早就将他们缠绕在一个固定的点上，越是挣扎，越是痛苦，最后偏离自己的目标，并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越缠越紧，再也无法回头。
其实布拉旭杀害布拉旭的凶手就是这些普通人心中的欲望，他们想要得到的有很多很多，但是每一条通往目的地的路上都有着重重障碍，必须有人牺牲，才能成全这一切。而电视节目就像一个放大镜，把这一切都呈现了出来，赤裸裸的展现在观众眼前。整部戏的叙事结构是非线性的，配合整个倾斜的舞台，让整个故事都充满了不安和荒谬感，而作为一部侦探戏剧，它所真正探索的是人们前行路上的谎言和迷失。（文：叶韵 图：周元 编辑：白夜）
